二十六 扫地出门

二十六扫地出门

土改没收地主的土地、房产、农具、家具,就连好一点的日用品、衣服、被褥也在没收之列。有的地方残酷斗争打死打伤很多人。

记得四八年冬季,一天晚上我们都睡觉了,忽然听到嘭嘭的敲门声,开门后进来七八个人,左臂上戴着白袖标,袖标上写有农会民兵的字样。他门将大人孩子撵到院子里,从屋里拣了几条旧被子几件旧衣服扔到院子里,他们在屋里翻检一番后,把所有的房门锁上,贴上封条,只留下厨房没封。然后扔下一句话:“你们扫地出门了。”

大冬天一家人蜷缩在院子一个角落,身上盖着旧被子,大人们惊慌失措,一夜未眠。孩子们又冷又怕,大气不敢出。我浑身瑟瑟发抖,睁大眼睛看着天上稀疏的寒星,心里默默地问星星:“人之初,性本善吗?怎么不讲讲道理呀?前些天喇叭里还宣传李家德高望重,是大家学习的榜样,现在犯什么罪被扫地出门呢?”幼小的心灵里充满善与恶的疑问。

熬到天明,母亲出门听说所有划成地主的家户都在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了。过了几天农会指使我们住到被飞机炸塌一间房子一面院墙的破院里。农会开始传唤审讯地主家主事的人。被叫去的人放回时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,一瘸一拐,有的是爬回家的。嫂子劝母亲到农村亲戚家躲一躲,母亲看到被打人的惨状,心里着实害怕。

母亲的姥姥家离城里三十多里地,二舅三舅在贫农协会,几个舅舅都十分疼爱她,住在那儿保险稳妥。在嫂子催促下,母亲拿一个小包袱,哥哥拉着我趁夜色赶往农村,一路上我走一会儿,哥哥背我一会儿。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离老舅家还有十来里地,母亲说:“铭,你现在赶快回家,一路紧赶,天亮时能回到城里。千万别让人注意上了。”哥哥说:“荒郊野外没有人烟,黑天半夜我不把你们送到村口怎么能放心呢?”母亲说:“天亮时你回不到家,被人发现是要被抓被打的呀!我们慢慢走,天亮时能到村里。”哥哥说:“天这么黑,我不放心。”母亲催促哥哥赶快往回返,哥哥还在迟疑,母亲说:“你如果不往回走,我就不往前走了。”哥哥拗不过母亲,只得往回赶。当时我七岁,第一次在漆黑的夜里走这么长的路,实在又累又怕。看不清路,母亲拉着我凭着感觉在土路上磕磕绊绊走着。一路上我竖着耳朵,努力辨别旷野中的声音。偶尔有风吹草动,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一样。害怕有野兽出没,害怕突然窜出歹人。求生的本能使我们不顾一切拼命往前赶。

天蒙蒙亮时我们到了老舅家。老舅对我们很亲热,照顾周到,街坊四邻也都热情友善,村里民风淳朴。半个月之后的一天,老舅的儿子到城里为他媳妇买药,碰见哥哥搀着嫂子从医院出来,说嫂子患贫血症,在家突然晕倒两次,并嘱咐他不要告诉我母亲。回村后他告诉老舅见到我哥哥的事。被母亲听见了,她想:“儿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,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,饭食尽让孩子和小姑。她不容易呀,她病倒可不行!”于是她不顾老舅的劝阻,要回家。

吃完晚饭趁着夜幕的掩护,老舅推着木轮小车,车上放着小米、玉米面、南瓜、花生、红薯、大蒜。我也坐在车上,三十多里地我觉得漫长。四野寂静,只有木轮车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和刷刷的脚步声。一路紧赶慢赶五更天到了城里家中。老舅对我母亲、哥嫂、姐姐们安慰几句,连口水也没喝,怕人看见赶快就返回去了。他送给的粮食、蔬菜、水果,我们都很稀罕,真是雪中送炭,母亲让嫂子卧床休息,她包揽全部家务,姐姐们帮着看孩子。调养一段时间后,嫂子的病慢慢好转。

二十七生死母子

农会中有人为了多分财物,于是又掀起斗地主**。让地主分子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子排着队游街,押着他们,让他们一边走一边敲着手里的破铜锣,破脸盆。不时有民兵喊口号:“打倒地主!没收地主一切财产!分给穷人!”我们家几代人和睦乡里,从世代书香到新政权树立的楷模,幸免被揪去游街。

农会想从地主身上榨出钱财,斗争越来越残酷。关帝庙是农会所在地。常常提审富农地主乡绅,威逼吊打,被打的人有受刑不过的,就胡乱指房上地下藏着什么什么。于是民兵到他们家挖地三尺,寻找金银财宝,掘地的人往往累得呼哧乱喘一身臭汗却空手而归,于是屈打成招的人,又遭到更残忍的吊打。

有一天晚饭后一个外号叫麻杆的民兵来到我家对哥哥说:“到农会走一趟。”一刹那母亲和嫂子的心都悬了起来。我们眼巴巴等了两个小时不见哥哥回来,母亲实在不放心,一溜小跑到关帝庙(农会所在地)。

关帝庙年久失修,泥塑神像已经斑斑剥剥,庙前不知道曾经是谁家的场院,有一间马棚,棚子里有两个破凳子,一条长凳,墙上挂着鞭子,地上扔着两根木棒,房梁上吊挂着一个绳索。场院另有一间土房,土房里灯光昏暗,一张桌子上胡乱地放着吃剩的馒头、窝头、纸、笔、壶、几个碗。

母亲一走进大门就看见哥哥躺在院子里,她急匆匆扑到他的身边,看到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,**着,裤子破了,腿上流着血。一条腿不能动。母亲呼唤着哥哥的名字,扶他坐起来。麻杆和另外两个民兵从屋里走出来,母亲央求他们放哥哥回家。麻杆恶狠狠地说:“交不出内财别想让放人。”母亲说:“家里我主事,有什么事问我,我留在这儿,把我儿子放回去。”哥哥一改往日的恭敬,生硬地对母亲说:“你知道什么!少罗嗦,赶快回去。”母亲看看坐在地上不能动满脸痛苦的儿子,她没有动,要和儿子有难同当

二十八惨绝人寰

麻杆家住在城里西门口,他父亲临终时把二十多亩地和一进两套院的房子平分给他和他哥哥。他哥哥勤俭持家,日子过得不错;麻杆没人管教,吸大烟,并很快吸毒成瘾,还混上一个吸毒的女人,土地房产逐渐卖光。他和那个女人住在别人废弃的地窖里,他经常半夜出去偷鸡摸狗换点烟土,到窖里与那个女人一同吸食。白天吃饭时间便到街坊门前讨要。如果不给,他就直挺挺躺在人家大门口耍赖。他瘦得皮包骨头,个子又高,人送外号“麻杆”。土改前他已经一无所有,绝对的贫农。他哥哥则划成富农。

麻杆看着在危难关头继母子这样临危不惧肝胆与共,他说:“交出你家的内财,就把娘俩都放了。”母亲辩解道:“我公公去世早,丈夫也去世,孤儿寡母确实没有什么积攒。”麻杆打断母亲的话:“土地房子明摆着,那是浮财。少废话,不打不出血(血在这儿指钱),吊起来。”

他们让母亲站在凳子上,梁上挂着一根沾满血污的绳子,那是不知吊打过多少人的绳子。他们把母亲双手捆起来,然后把凳子一脚踢倒,人忽悠一下悬吊在半空。麻杆拿起鞭子就抽,母亲被打得皮开肉绽。他打累了把鞭子递给一个民兵,在旁边喊道:“蘸点水使点劲儿。”李家接济过很多乡邻,那个民兵的父母就得到过我母亲的接济,他不忍心下手,将鞭子高高举起,轻轻落下。

一会儿,麻杆叫另一个躲在屋里的民兵说:“榨出钱财哥们都有份儿,给我打!”那个人犹犹豫豫接过鞭子,看了母亲一眼,只见她头上脸上嘴角上的血顺着头发梢、面颊、脖子流下来。只有吸的气没有呼的气,奄奄一息。整个人被水洗过一般,汗水和血水滴落在脚下的土地上。这时那人将麻杆拉到近前,麻杆见状,往我母亲身上泼了两瓢冷水,转身走了。

母亲没有喊叫,没有求饶,没有回答麻杆一句问话。哥哥在院里听到皮鞭的抽打声,他几次爬到马棚前想去保护母亲,几次都被麻杆踢倒。

麻杆朝着院子喊:“你娘不中了。”哥哥赶快爬到马棚里,看见母亲的脑袋耷拉着。他咬紧牙站起来,想解开吊母亲的绳子,几次没站稳又摔倒。他挣扎着,跪在母亲的脚下,把母亲悬在空中的两只脚放在自己的两肩上,使母亲的身体不悬空,减轻一点痛苦。这时民兵队长跟一位民兵进了院子。他们看见马棚里吊着人,近前一看,原来是哥哥跪着托起母亲被吊在房梁上的身体。队长看到这一幕,被一对继母子如此大仁大义大爱感动了,亲母子也做不到的呀,同时他感到事态严重,赶快把母亲从绳子上解下来,放在门板上,摸摸胸口还有心跳,摸摸鼻子还有呼吸,让民兵赶快抬走。

昏迷中母亲感觉自己被人抬着,听到有人低声说:“小心点,走慢点”。恍如隔世,仿佛过了很长时间,她又听到:“到了,轻轻放下,把铭搀进来。”

母亲昏迷七八天才苏醒过来,头脸肿得很大,身上的皮像被剥了一层。嫂子、姐姐每天给擦洗上药,每次翻身上药母亲疼得浑身哆嗦,卧床四十天后,母亲挣扎着下床,竟然不会走路了。她顽强地扶着墙角扶着床练习了两个月才重新会走。哥哥被打得大腿骨折,三个多月才离开拐杖。

二十九凄厉叫卖

哥哥因病商店关门,全家十来口人吃什么?母亲思来想去,觉得做各种面食饭菜是她的一技之长,提议卖烧饼,本钱小,赔不了,最不济卖不出去自己吃。哥哥嫂子也觉得是条路,于是和泥垒炉灶。打出的烧饼由哥哥挎着篮子沿街去卖。他不会吆喝,买得人少。不过乡邻看到文质彬彬的铭沦落到这个地步,十分同情怜悯,买他几个烧饼,算是惠顾。买过烧饼的人说:“味道好分量足。”一一相传大家知道李家烧饼好吃不贵,顾客越来越多,哥哥还是不会吆喝叫卖,不过大家慢慢认识他了,看到他就知道是卖烧饼的。一篮子烧饼走街串巷一天能卖完。天气不好时,卖不完只得剩下。靠卖烧饼,一家人暂时能吃饱肚子。为了能挣个零花钱,母亲和哥哥嫂子商量,做酱牛肉、茴香豆,搭配烧饼一起卖。母亲做的酱牛肉色香味具佳,姥爷特级厨师亲授,正宗祖传。不过凭一个烧饼篮子养活一家十口人仍然艰难。

大侄子金锁懂事机灵,八岁的他想为大人分担忧愁,他提出晚上在我家胡同口摆个小摊,卖烧饼篮子里白天剩下的东西。大人同意他试试,不过要求他不能影响白天上学。他的货摊就是一个小凳子上边放一个条盘,盘子里有几块牛肉,地上有一个盛烧饼的小篮,里面有十来个烧饼。他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。坐累了,脚冻麻了,就站起来原地踏步跺脚。他大着胆子叫卖:“烧饼五香牛肉卖咯”。稚嫩的叫卖声回荡在寂静的大街上,回荡在寒冷漆黑的夜空。家人听了心酸,他浑然不知,还一声接一声地吆喝。希望能招来顾客。晚上行人不多,买主也少,有时夜深了,大人叫他回家,如果卖了一两角钱他兴奋不已,如果没卖到钱,他悻悻然不想回家

过了一些日子,一天晚上几个半大小子找茬,把侄子的烧饼牛肉篮子都抢走了。他拿着凳子哭着回家。大人见状,问明原委,听了他的诉说,大家气愤又伤心,敢怒不敢言。大人孩子低着头走路,低声下气说话,小心翼翼做事。不能跟别人说一般多,哪敢找那群孩子要回东西呢?母亲一把将侄子搂在怀里说:“好孙子,你再不去卖烧饼,不用为家里担心,把书念好,长本事了,日后不发愁。”

侄子听话,有志气。从五岁上私塾直到小学初中,除完成学校的功课,他还给自己加码,每天练毛笔字,规定大字、小字必须练习几篇几篇。他爱画画,常临摹家里的旧画册。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山水四条屏,落款写上市、区、街、某某孙,某某子、某某拙作。我看了觉得好笑,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能忘根,不能忘本。”当时他只有十岁,就懂得感恩养育他的这方土地,感恩养育他的父母前辈。

三十书画当柴

没有钱买煤,烧饭只好用柴禾。于是,年幼的侄子金锁、侄女静到野外捡柴禾。有一次柴禾捡得多了些,他们背不动,只好把柴禾分成几堆。背一堆柴往前走十来步远,放下;回过头去背另外一堆,再放下,一点点往前挪。天黑了,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感到又饿又渴又累又害怕,汗水顺着脏兮兮的小脸往下流。他们终于从空旷无人的荒野走到回家的路上,一位妇女路遇,怜悯地说:“小孩,背不动就少背点回家吧,你娘在家等你们,该有多么焦急呀!快回去吧。”他们既不舍得扔下一部分,又怕他娘在家挂念着急,两个孩子抹起眼泪,他们一边流泪,一边咬着牙把柴禾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家,真是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。

为了节省买粮食钱,我和侄子侄女有时去挖野菜,用野菜充饥。有一天中午吃过饭,邻居家的大男孩小亭带领我们横穿铁道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挖野菜。我们分别挎着竹篮子,手里各自拿着一个工具——铁片儿、竹子片儿,一把破小刀。那个地方有几间废弃的房子,杂草中野菜很多。我们看见那么多野菜,非常高兴,蹲下就忙不迭地挖起来。我剜了半篮子野菜时,右手上磨出三个血泡。侄子的左手被小刀划破了,血从沾满泥土的手上渗出来。这时我们却看不见小亭的踪影。我们扯起嗓子喊起来,没有回音,于是走到破房子找,他在里面玩,跟我们捉迷藏,不肯出来。我们想尽量多地挖一些,装满篮子,拿回家多吃几天,让大人少发点儿愁。于是我们不顾手痛,继续在地里剜。太阳快要落山了,小亭又攀上破房顶,在上面又唱又跳。我们的篮子装满了,喊他回家,他不肯,央求他带我们回去。他却说;“我剜那么点儿野菜,我不能回家,你们剜的菜给我一些,把我的篮子装满,我就带你们回家。”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,思索片刻,我说;“他偷懒贪玩不干活,让我们给他菜,装满他的篮子,他回家肯定撒谎,家长还以为是他自己干得活呢。不给!”我们说;“你贪玩,不给你,我们比你年龄小,手也破了。”他说:“不给我菜,你们自己走吧。”我们三个人商量,我说:“咱不怕他吓唬、刁难,自己回家。”金锁说:“这是铁路西边,咱们家在铁路东边,向东走就对。”我们不再理会他,挎着篮子向东走去。我们走到铁路边,看着风驰电掣般飞奔的火车,有些害怕。,在路边犹豫不定。侄女说:“看看远处没有火车,咱们三个人拉紧手一块跑。”我们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多年前就生死相依。

过了铁路我们一路打听,天黑时走到家门口。远远看见母亲靠在胡同口的墙边张望。母亲看见我们挎着满篮子的野菜既欣慰又心疼。洗手时母亲看到金锁手上有伤,赶忙给他清洗伤口上药包扎。我手上的血泡也破了,母亲没有留意。我们给她讲了回家的经过,她夸我们:“有志气,以后遇到困难要动脑筋,靠谁不如靠自己。以后不要再横穿铁路。”

夏天我和侄子侄女三个人结伴到街上拣西瓜皮,回家洗干净用盐腌成咸菜。有一次中午嫂子把西瓜皮切成条用油炒了炒,大家吃得很香。刚吃完饭,有一位邻居来串门,听到有人来,嫂子慌忙把炒过西瓜皮的铁锅藏到被子下面。邻居聊一会儿走了。她将炒菜锅从被子下拿出来,被子上沾了一片锅底黑。我们不解地问她:“把锅藏起来干什么?”她说:“那锅上有油光,怕人家说咱吃炒菜,是有钱吧?”嫂子实在被斗得吓破了胆。

家里有很多线装古书,嫂子做饭点火时就拿一本,一张张撕下来当烧火做饭的点火引子。两三年下来,堆了半间房子的书,一本本进了灶膛。有一次,嫂子烧火做饭时,我看到在灶台旁边扔着一本书,蓝色封皮上有三个黑字《石头记》(红楼梦)。手抄本,字比较大。我顺手翻了几页,觉得挺有意思,便收了起来。我下学有时间就看,生字很多,也就懂个大概意思。我想看个明白,于是找来字典一边看《石头记》,一边查字典。那时我九岁,第一次读文学巨著,收益匪浅。这部书被幸运地保存下来。

家里还有一些字画,夏天中午大人休息,字画就是我们的玩具。我们都喜欢花鸟画,花鸟像真的一样,把画儿铺在地上,看够了就收起来。有时拿一卷是山水画,画中还有白胡子老头,拄拐杖的老者,我们就不喜欢,于是把画轴拆下来当长矛,画纸(布)当盾牌披在身上,几个人玩打仗。就这样不少字画毁于无知的孩童之手。

家里有一只木头箱子,里面放着十几个大小不等、质地不同、样式各异的墨盒。大的直径二十多厘米,小的只有六七厘米。有褐色、紫红色石头的,有红铜、黄铜的。我们上学时都挑自己喜欢的使用,也送给要好的同学。箱子里还有用过和没有用过的一些毛笔。大的笔头儿像刷子,小的笔杆比筷子还细。我们小孩子写大小楷练毛笔字涂鸦,没几年就用得差不多了。仅存的一些书籍、字画,**时被当成“四旧”烧了,抄了。

解放初期我们觉得粮食是宝贝,能吃饱肚子就好。什么古董、文物、书画都没啥用场。不过我家有一副中堂画,挂了很多年,至今记得。那是一副山水画,两旁是对联。上联:“心里无钩难挂事”,下联:“胸中有尺可量人”。听说是爷爷手书,大概是醒示后辈如何处世为人。

我们家老宅子门前有一座青石牌坊,是清末一个皇帝钦定建成,伯父是殿试进士。上面雕刻祥云,下面是兽墩。门前还有一根旗杆,专供过往官员敬拜。有一年一位赴京上任的官员住在我家,夜间上厕所,突发心梗,被发现时已经气绝身亡。这个事件惊动官府,惊动京城,经法医验尸,老爷爷几次被叫到官衙查问,官府向保甲乡绅邻里了解,确实我家世代书香,老实本分,排除嫌疑,有惊无险,生活才又复平静.

解放后旗杆不知去向,青石牌坊被推倒路边。五零年左右的一天,我跟着一群孩子看热闹,妇女主任家正在挖根基盖房,看到石牌坊几个人被拦腰砸断,抬放到她家刨好的地槽里,当房根基啦。街坊纷纷议论:“妇女主任算啥?霸道!绝后了吧。”那时没有儿女被人笑话。现在她家的房子已经翻盖成小楼,不知石牌坊还在底下安恙呼?

三十一香消陨灭

母亲有病养伤期间,三姐经常来看望,不过来去匆匆,人也日渐消瘦。母亲病好一些,不放心,就让我去她婆婆家看看,她家离我家不远。一次我去了,看见三姐和她妯娌一起推碾子碾米,一头毛驴在旁边悠闲地吃草,又一次我去的时候,看见姐姐正在磨面,毛驴在前面拉,她在后面推,她婆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,跷着二郎腿,嗑着瓜子儿。我看了很气愤,大声对她婆婆说:“妇女解放了,翻身了,你还把我姐当牛马使唤?”她说:“怕把牲口累坏了。”我说:“牲口比人还重要?”“你小孩子不懂。莲,你妹妹来了,你回屋歇会儿吧。”回到姐姐屋里,我说:“别怕你婆婆。新社会虐待媳妇就该斗争她。”姐姐以赞赏的目光看着我,摸摸我的头,叹息一声。我明白了姐姐是个受气的小媳妇。回家后我把这些事告诉母亲,母亲黯然神伤。不过她还是夸奖了我;“你敢为姐姐说话,是个大胆的孩子。”这也是我最早的维权意识。

四姐绵十八岁,也到了婚嫁的年龄。新的婚姻法刚颁布,婚姻自由,母亲鼓励姐姐自由恋爱,可是她性格内向,胆怯,不爱说话。母亲托熟人帮忙,一位熟人间接认识一位卖布匹的陈姓小伙子。他人长得标致,家在县里,父母亡故。我母亲哥嫂反复商量,觉得男方没有父母,家庭关系不复杂,不会受婆婆的气,条件有利有弊,就答应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。陈看到四姐文静老实。四姐看到陈能说会道,潇洒帅气,只是有点贫嘴。

陈满意四姐,追着介绍人要求到我家看望,母亲征求四姐的意见,她也说不出什么。于是介绍人陪着,陈带着礼物登门。后来陈送给四姐几块布料,可是母亲心里不塌实,她觉得,陈摆个流动的卖布摊子,经常在外,又没父母管教,靠得住吗?四姐的性格像她的名字一样绵软,婚后她会受欺负吗?于是母亲找一个亲戚做伴,扭动着一双小脚,步行几十里到陈的老家打听。了解到他是独子,父母早亡,几年前就到城里去了,别的情况人家都不了解。母亲一去一回用了两天时间,脚上磨起泡,人也累得像散了架,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才缓过劲儿来。后来陈在饭店请介绍人和我哥哥等人吃饭,就算订亲了。

这桩婚事四姐拿不定主意,母亲还在犹疑。男方特别积极主动,介绍人一再撮合,最后就算定了。选择吉日登记结婚。四姐结婚时我家很困难,买不起嫁妆,母亲愁得屋里屋外转悠,借钱?借钱容易,还钱难。夜里,她突然想起姥爷有几件瓷器,或许可以变卖。

一大清早,母亲匆匆忙忙跑到姥姥家商量,想把姥爷的彩瓷八仙过海八尊神像卖一尊。姥姥勉强同意,母亲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,偷偷跑到古玩店,老板一看是清代瓷器,价钱给的不菲。母亲喜不自禁,很快给四姐买了绸缎被褥、几套新衣。婚礼那天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,男方雇两辆人力车,新郎把四姐接走了。

新婚燕尔陈对绵热情礼貌。新鲜两个月后,陈的恶习逐渐暴露。他油嘴滑舌,吹牛撒谎,识字不多,喝酒吸烟。卖布匹赚了钱,就大吃大喝赌钱;赔了钱回家找茬打骂老婆。起初四姐也反抗,但反抗的结果招来更恶毒的辱骂,更凶狠的毒打,她只好逆来顺受。四姐回娘家总是满面愁容。母亲问她,她回答:“没事。”有一天她又被打得满脸伤,实在忍受不了,没办法跑回娘家。母亲在给姐姐脸上涂药水的时候,看到她头上一个个血疙瘩,掀开衣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新伤连着旧伤。母亲的眼泪簌簌落下,一把搂住四姐说;“孩子,你怎么忍受的呀!”四姐放声大哭,诉说了陈虐待她,打骂她的一桩桩一件件恶行。母亲说:“不回去。就在娘家住。”过了一些日子陈来我家赔礼道歉,要求四姐回去,她不答应,母亲也断然拒绝。陈蔫蔫地走了。姐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,陈来了四五趟,央求母亲劝四姐跟他回去,并保证再不会打骂她。母亲劝姐再给陈一次改过的机会,并叮嘱:“他若再动手你马上回来。”过了十来天,姐哭着回来对娘说,陈又赌输了钱,抱着陪送她的一条绸缎被子去抵押赌债。她拽着被子,死也不放。陈气急败坏,将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,又把姐劈头盖脸打一顿。姐泣不成声地说:“不跟他过了。”母亲说:“跟他散。人被打成这样,人要紧,离婚不丢人。”母亲——一个封建婚姻的奴隶,为女儿,,她豁出去了。她冲破封建思想的羁绊,为女儿撑腰。不久四姐离婚,逃出火坑。

三姐婆家离我家很近,有时我在街上玩,不知不觉就跑到她家。有一次去看三姐,她躺在床上,脸色不好,时而咳嗽,我要走的时候,她从抽屉拿出一个手绢,手绢里面包着二个杏儿,她悄悄塞到我口袋,小声说:“回家再吃,别让婆婆看见,是林偷偷给我买的。”回家我报告了母亲,她当即去看望三姐,买了水果,烙几个烧饼.。

母亲看见三姐满脸病容,身体孱弱,发着低烧,偶尔咳嗽,痰里带血丝,屋里昏暗凌乱。母亲坐在三姐身边,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,姐回答:“医生看过,每天吃药。婆婆看我实在干不了活,也不使唤我了。林本想在家里照顾我,公公却催促他到店里上班。”

三姐的眼泪顺着眼角滴落在枕头上。母女有说不完的话,母亲劝说;“回咱家休养一段时间吧,在婆家太抑郁。”她婉言谢绝,她知道娘家人口多,生活艰难,不忍心给娘家增加负担。天黑了,母女依依惜别。

后来隔三差五母亲、哥哥、嫂子轮流去看望,三姐的病情不见好转,后来竟高烧不退,医治无效,肺结核夺去她年轻的生命。

三姐走了,母亲好像丢了魂,整日懵懵懂懂。

四姐经常哭哭啼啼,婚姻失败,又失亲人,伤心至极。细心的嫂子提醒母亲,说四姐的身体有问题,并劝慰道:“你也不能这样伤心不已,你的情绪影响全家。”母亲仔细观察四姐,她两颊绯红,早晨干咳,倦怠无力。四姐,同二姐、三姐的病症相似。母亲心里害怕,很快就带四姐去看医生。诊断是肺痨,给开了一些中药。连服数日病情不见好转。母亲打听到一位西医,又带四姐去看病。医生说从外国进口一种叫链霉素的针剂效果很好,只是价格昂贵。且要打几个疗程。母亲回家跟哥哥嫂子商量,大家一筹莫展,没钱呀,刚强的从不轻易求人的母亲为女儿治病四处告借贷。厚道的亲戚朋友熟人,卖粮食凑钱借给母亲。

母亲带着四姐,怀里揣着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一些钱去看西医。医生给四姐看过病,母亲把钱一分不剩全给了医生,医生说;“钱只够买五支药,还缺三角钱。”医生出于同情,免了三角钱,给了五针,,叮嘱每天打一针。打了五针,四姐的低烧退了,咳嗽轻了。没钱买针剂,依旧买便宜的中药断断续续吃,而病情时轻时重。

家里养着一头猪,原来打算年底卖一些,再留下一些,一家人过年解解馋。可是四姐的病只有西药疗效显著,那药贵呀,哪儿去弄钱?于是母亲与哥嫂盘算,年底把猪宰了,留下半个猪头一副下水,其余的卖成钱给四姐买链霉素治病。

可惜四姐没能等到年底,突发高烧,几天后病逝。母亲捶胸顿足拍着她的棺材:“你怎么没等一等啊,娘没能救你呀。”母亲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后悔自责。其实解放前和刚解放时肺结核俗称肺痨,就是不治之症。母亲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是二十刚出头死于肺结核。母亲多少心血,多少辛劳,多少期盼都化为乌有,她的心碎了。

三十二阶级烙印

从土改到八十年代初,几十年间人们被家庭出身影响着,从小学生到耄耋老人无一例外。动辄填表格,其中必有家庭出身一栏。什么出生登记表,升学、入学登记表,招工、工作简历表,各种运动调查表,等等。仅从出身一栏,便把人分成好坏两类,红与黑。各部门头头们只需一看你填的表格,就知道你身上的“阶级烙印”,对你的态度马上分明:对出身“好”的重视;对出身“不好”的歧视。

填表时出身不好的大多坐在角落里,他们头不敢抬,如坐针毡,芒刺在背。把表格工工整整填写完毕,然后低头用眼角的余光窥视左右,乘无人注意时,把表悄悄放到头头的办公桌上,塞到其他人表格的中间,惟恐被人看见。惟恐被更多的人歧视。

“出身不好”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。所谓“不好”并非祖上无德,也非本人作恶,他们中大部分辛苦经营,勤俭持家,攒下一份殷实家业,因而被入“另册”。

六十年代初考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,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,志愿表后附一张政审表,出身成分,父母亲属工作,有无历史问题。家庭成分高或家庭成员有历史问题一类院校一律不得录取,不管成绩考的多好,只能上部分二类和三类院校)。“阶级烙印”几代人的精神枷锁,不敢说不敢动,学习再努力工作再积极,都是白瞎。正像一幅对联写的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;说你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。”

三十三婆婆亲娘

嫂子是个多产母亲。三十多岁,五个孩子。母亲常说:“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,可得小心伺候。”嫂子坐月子期间,母亲对她限制很多:不许用冷水,不许用扇子,不许下地。嫂子闲不住,想在床上做点针头线脑的小活,母亲数落道:“月子用眼多,以后眼就不好。一年到头没有闲,月子里什么活也不许干。你就给我乖乖地休息。”母亲伺候得很周到。嫂子坐月子没有落下毛病,她生了七个孩子,母亲伺候了七个月子。

一家人为吃饱肚子发愁。母亲想到做些小孩的衣服鞋帽到集市上卖,挣点钱补贴家用。小孩的衣帽用料少,投资小,主要是功夫和手艺。母亲做老虎头造型的小孩帽子,好看又实用。我曾经跟母亲一块儿去赶会赶集。到集市找个热闹的地方,解开包裹,把包裹布铺在地上,摆上鞋帽衣服就算是小摊位,人守着小摊席地而坐。

第一次摆摊,眼巴巴看着过往行人,无人问津。等到中午有一个人讨价还价买走一顶帽子。母亲买一张油饼,分成两半,一半递给我,另一半她原封包好,留着回家给长孙金锁。母亲饿着肚子,我吃了个半饱。等到下午又卖了一双鞋,我们收摊走十多里路回家。到家母亲悄悄把大孙子拉到一边,递给他那半块油饼,母亲看着孙子香甜地吃完油饼,喜欢地摸摸他的头。

我认为母亲封建思想重男轻女,她把孙子看得比我金贵。母亲并不认可,她另有一番道理:“婆媳关系很敏感,处理好了,亲同母女,处理不好,行同陌路,甚至争争吵吵。你是娘的亲生,不会计较。媳妇、孙子、孙女跟我隔了一层,我要加倍关爱他们,嫂子有时也偏爱你,一家人父慈子孝,婆媳和睦,穷也温暖。”

嫂子的寡母常住我们家,老太太早年被绑匪绑票急瞎眼,行动不便,我母亲没有半点嫌弃,经常热情地搀扶帮助,亲切地拉家常,母亲为人厚道周全,老太太没有感到寄人篱下,反觉得多了一位知己。

市里新建一个鸡蛋制品加工厂,招聘打鸡蛋的女工。母亲报名参加了工作。工厂三班倒,计件工资。母亲在第一车间上班,车间里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长条桌案,一排排长条凳子。工人们坐在长凳上,面前长条桌案上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盆子,一个盛蛋清,一个盛蛋黄,旁边放一小筐鸡蛋。工人用右手磕开鸡蛋,左手迅速伸开,让蛋清从指头缝隙流到手下的盆中,蛋黄被麻利地甩进旁边另一个盆子里。为了多干活多挣钱,母亲每天第一个来到车间,下班时最后一个收工。母亲干活动脑筋肯吃苦,工作不长时间她就摸索到一套规律,找到窍门,她活干得又快又好,钱挣得比别人也多。领了工资母亲总惦着买块布,给孙子孙女做件衣服,给嫂子一点儿零花钱。她自己不舍得花,剩下的钱攒起来,过年过节时给家里买一袋白面。母亲被评为操作能手,加入工会,成为正式工人。要不是一场病,她说不定会成为当地最早的劳动模范呢。

三十四识字打工

五十年代初一些街道办起扫盲班,旨在给没机会上学的年轻人补习文化,摘掉文盲的帽子。母亲积极报名参加。班上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母亲四十多岁,学习的积极性比年轻人还高,从不缺课,不迟到,放学时学员们急着回家,她往往留下来向老师请教不懂不会的问题,学习非常刻苦。如果上班和上学时间冲突缺课,她一定想办法把功课补上。母亲习字本、造句本、作文本、算草本一应俱全,都是买白纸自己裁剪整齐,用白线装订的。她精心做了一个有三夹层的书包,把书、本、铅笔文具分别放在每层里。只要有空她就写,就练。很快她在班上成了最优秀的学生,当然也是最老的学生。她克服种种困难,一年后摘掉了文盲帽子,能看一般的书报,实现了她多年渴求知识文化的愿望。

母亲刚毅顽强的性格,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过很多年轻人。记得有一次,晚饭后下起雷阵雨,电闪雷鸣,大雨瓢泼。上学的时间到了,我们劝她暴雨过后再去,她不听,头上顶着一块雨布,背着书包,打着手电筒向风雨中走去。老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他站在教室里,看看空荡荡的教室,再看看窗外黑洞洞的天空,大雨如注,心想:“今晚不会有人来上学了。”

当母亲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,雨水顺着衣服滴答着走进教室时,老师被这个老学员感动了。马上开讲。这堂课虽然只有一位学员,老师讲课依然一丝不苟,准点上课,按时下课。那次小老师还把老学生送回家。

第二天母亲发起了高烧,重感冒一个月,继而引发心脏病,又卧床一个多月。嫂子伺候在床前。母亲的病渐渐好起来,但是从此患上心脏病,不能从事正常工作。工厂给结算了工资,母亲从此结束了工人生涯,只有一张工会会员证保留了多年,留作纪念

三十五雪中送衣

五姐十六岁考入纱厂,是细纱车间挡车工。一个班工作八个小时,手脚不停地在纱锭前转来转去,相当于走八十里路。姐姐工作繁重,母亲尽量让她吃好穿暖。一年冬天连着下了几天大雪,气温骤降。母亲给姐姐做一件棉大衣,让我趁中午不上课的时间给她送去。母亲不知道纱厂具体位置,只告诉我出家门向北走,见到大路向东拐,一直向东大约五六里地。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门。地上皑皑白雪,足有一尺厚,背阴的地方看不见路,向阳的地方雪已经开始融化,道路泥泞。路上行人稀少。我一路打听,小心地踏着泥泞前行。不一会儿,鞋里灌满了泥水。走着走着棉裤也湿了半截,脚冻麻了,浑身冻得直打哆嗦。北风呼呼地刮着,像刀子拉在脸上一样。我咬牙坚持前行。好不容易又遇到一位行人,向他打听路,他说:“继续向前走,路两边就没有建筑物了。再向前走,看到几幢楼房就是纱厂。”他还关心地问我:“几岁了?”“十一岁。”“抱的什么?”“给姐姐送的棉大衣。”“我帮你穿上,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用手按着不会弄脏的。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。看你冻成这样,见到姐姐你就冻僵了。”“不。”我想:“母亲带病做这件大衣不容易,姐姐上班很累挣钱养家,对家庭作贡献。我上学,我不重要。这件棉衣我一定完好地送到姐姐手里。”我本能地挪动双脚继续前行。到纱厂门口,门卫不让进,我跟他讲我家离厂子好几里地,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他看见我冻得脸色发紫,说话上下牙打架,嘴打哆嗦。他检查一下包袱就放我进去了。听到他在我身后说:“这小孩,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。”我心里说:“你别当我是小傻子。你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吗?我怎么舍得穿姐姐崭新的棉大衣呢。”

我迈动失去知觉的双脚继续前行。到了宿舍楼我挨门打听,终于到了姐姐住的集体宿舍,可是她没在。热心的工友一会儿就把她找来了。姐姐看见我一副快冻僵的样子,眼圈一下就红了。她急忙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,让我脱掉棉裤把腿伸到被窝里。给我吃了点东西,喝点热水。待我的腿脚暖和些,下午上学的时间已经过了,我心想“迟到总比旷课好。”我必须赶快回去,姐姐再三嘱咐路上要小心。